一是基础地质理论研究引领地质找矿工作向新区新类型拓展。建立了青藏高原地质成矿理论，指导发现了30多处大型以上矿床。开展了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大幅度扩大了柴达木西部钾盐资源远景。

　　二是潜力评价和找矿预测工作有效指导地质找矿工作。完成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基本掌握了30种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家底。建立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矿产预测方法体系，极大提高了找矿成功率。形成了油铀、煤铀兼探快速勘查评价技术方法，带动了北方沉积盆地铀矿勘查的快速突破。

　　三是深地、深海探测和航空物探能力显著增强。自主研制成功“海马号”4500米级深海非载人遥控探测潜水器、“海牛号”3000米级海底多用途钻机、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器等关键地质技术装备。2000米固体矿产钻探技术及装备已在勘查中广泛应用，正在向3500米攻关。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已经在松辽盆地“松科二井”（设计深度6400米）钻探中投入使用，这是亚洲迄今最深的科学钻，整体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前列。自主研发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已投入找矿一线，机载成像光谱仪试飞成功。

　　（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矿产“三率”水平显著提高，煤炭采区回采率达到83%，铁矿、铜矿回收率达到78%和89%。与1999年相比，煤炭采区回采率提高了15%以上，黑色金属矿产回采率提高了5.7%。建立了主要矿产“三率”指标评价体系。遴选发布了210项先进适用采选技术，促进了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的全面提高，特别是钒钛磁铁矿、固体钾盐、低品位胶磷矿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尽管经过努力，国内重要能源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但从我国人口基数、经济总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上看，资源瓶颈约束仍长期存在，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保持国内必要的资源保障能力是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压舱石”。综合运用产业、财政、科技、国土等政策，依靠市场机制，充分动员社会力量，持续推进找矿突破，应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能源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