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领导模式的弊端与危机  

　　所谓传统领导模式是威权主义体制和制度安排下靠领导者个人或集团的作用以及智慧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式和方法。民众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领导而主动参与的机会较少，舞台也缺乏，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这种领导模式的优点明显：动员力强，整合资源的能力大。但是缺点也明显：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厚，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难以避免，民众的意愿得不到充分体现。

　　这样的领导模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存在严重问题。正确理念得不到贯彻，威权领导命令和政策措施被不断挑战和弱化，民众与领导者之间的互动渠道不畅，社会和市场以巨大的惯性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乱象和失序现象频出。传统领导模式下，无论多么智慧和聪明的领导者和领导集团，其难以克服的矛盾是——领导人的主观性和被领导方对其客观性与稳定性需求的矛盾。社会对领导力的海量需求，需要领导者提供迅速而准确的领导服务。但是，在传统领导模式下谁也难以解决上述矛盾。因此，必须靠变革传统领导方式，从传统的主观领导逐步向靠制度靠规则领导过渡。在制度领导模式下，领导的作用通过制度发挥出来，领导活动是依法的、有法可依的，而民众的参与是有序和有法可依的，民众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权威下参与。而现在的问题是领导权威过于强大而不受制约或制约弱化，民众的力量又太弱小，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且没有保障，参与的方式和方法就出现无序和混乱现象，这是造成现在这种领导模式危机的关键。

　　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从领导方式和领导模式变革做起。首先要限制权力、规范权力，为权力定做合适的制度，让权力在规范的制度环境中运行，否则权力的越界和膨胀就难以避免，腐败也就在所难免。同时要承认权利、正视权利、保护权利，给民众以发言的机会和表达诉求的舞台，在法制意义上给民众以合理表达的程序，让民众在公认的制度权威下行使权利。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相继逝世后，中国就进入了后伟人时代。革命时代是造就伟人的时代，当政治革命的任务完成后，造就伟人的时代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一般认为，邓小平这句话着重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这样的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仅仅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其实，从政治学和领导学的角度看，邓小平是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新的领导学和政治学命题——制度领导。尽管邓小平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出“制度领导”这个概念，但是这句话的前半部分的意思说的是：“我们的错误与领导者的思想、作风有关。”而后边更强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在避免过去的错误中更重要。”这就很明显不仅仅是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且是在强调“制度”的“领导”作用。

　　他接着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如此强调“制度”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对制度重要性的随意发挥，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且有着深入思考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对于民主的领导和规范，他有绝妙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凸显出了制度对于民主的规范作用。要保障民主不能光靠加强领导者的作用，还必须加强法制。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可见，制度不仅约束被领导者，更是对领导者的约束，这就是制度领导的独特之处。领导者约束别人和被领导者，但是约束自己就很难，即使能约束也要靠制度，这就是制度领导的奥妙。

　　　领导力革命：“神”本位到“人”本位再到“制度”本位  

　　从崇拜“神”到关注“人”是领导力的第一次革命。在欧洲和东方历史上，都有过“神”主导“人”的时代。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的神本位的反动与超越。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欧洲文艺复兴，重视继承古代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遗产，崇尚理性和探索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中国历史上的“上帝”类似欧洲历史上的“神”，而皇帝就是“天子”、是“上帝”的化身，他代表上帝，统治着人和人间的一切，是万物的主宰。中国的封建皇帝帝制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皇帝”始，到1912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溥仪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宣布退位止，经历了2132年。此后，在中国，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

　　欧洲历史上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历史上自“始皇帝”以来到“辛亥革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退位(类似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革命。从迷信神灵和皇帝开始转变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定神的绝对权威，肯定人的价值，颂扬人的力量。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肯定人追求现世财富、幸福、享乐的权利;反对宗教束缚下的麻木顺从，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与迷信，注重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使欧洲人重新以人的眼光定位自己、探索世界。于是，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建立，人类文明从此迈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自此，人们终于在精神上摆脱了“神”和“皇帝”的束缚，开始以自身和自身所处环境来观察和思考世界，而神的旨意不再是绝对的权威和不可动摇的，精神革命引发了社会革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是从“神”领导到“人”领导的一场领导力革命。

　　从“人”领导到“制度”领导是领导力的第二次革命。自人类的活动进入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人的作用就代替了“神”的作用，产生一批卓越的领导者。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本世纪只有三位伟大领袖：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卓越的领导者对历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影响力有正影响力和负影响力，因为他们的领导作用或推动历史，或阻滞历史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就有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果他们的领导是错误的，违反人民的意愿与呼声，逆忤历史的潮流，那么靠什么来遏制这种消极意义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因此，必须限制和约束他们的负面影响力，把他们的影响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他们的领导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如此看来，能限制他们的领导力的因素只能来自于制度的力量。这将是继从“神”到“人”的第一次领导力革命之后的第二次意义深远的伟大革命，他的意义决不亚于第一次领导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制度领导“密匙”  

　　在领导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和制度崇拜转变。传统领导是一个崇尚权威的领导模式，而权威又体现在崇拜领导者个人的魅力、智慧与胆略等方面，这种权威和英雄崇拜的历史合理性为：一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二是信息的闭塞和不畅通，三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不发达。但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领导模式赖以存在的条件逐步消失。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公平的崇拜，而民主和法治的权威取代领导者个人的权威是历史的进步。领导者的权威不再是体现为个人的能力魅力和水平，而是体现在带领人民制定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带头履行其职责、遵守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方面。未来领导的模式和形态将发生质的变革，从领导者的领导转变为制度领导，其思想和精神内核必须从权威至上到民主法治至上转变，从英雄崇拜向制度崇拜转变。而领导者的直接领导朝着制度的设计、制度的制定和形成以及制度的供给方向转变，并以此为基本思想内核。

　　在领导方式上，从“人格化”领导到“非人格化”领导转变。在制度领导模式下，其领导活动的表现形式将发生变化，即由人格化领导逐步向非人格化的制度领导转变。人格化领导是领导人在领导活动中起者明显的主导作用，领导人的思想、气质、兴趣、素质和能力是领导作用的主要因素，领导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指挥、用人和决策也主要靠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素质和认知水平。而非人格化的领导是领导活动由非人格的制度起主要领导作用，制度的规定和约束是人们活动的主要规范，制度是影响人的行为和活动的主要因素，而领导者的作用是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指挥、用人和决策也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制度领导模式下，领导人的作用不再体现在个性的张扬和自身能力的体现方面，而是隐藏在制度中，领导者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制度的制定和设计，让人民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实践活动，这样的领导就从人格化的领导转变为非人格化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隐性化趋势的表现形式。

　　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到“制度治”演进。制度领导模式下，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模式也将发生变化，由“人治”向“制度治”或“法治”演进，是未来领导发展的大趋势。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在政治权威上，从历史合理性到现实合法性的转变。传统领导权威的法理基础是历史合理性，卓越领导者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革命成功自然把胜利者推向领导者地位，这样的政治权威来自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这一代卓越人物的逝去，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合法性问题。人民对权威的关注从注重历史逐步转向注重现实，人民对权威的认可不再是历史功绩，因为创造这些功绩的人们已经不在，因此，必须重构这种领导的法理基础，而这种法理基础只能是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只能建立在公平、公正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上，这便是政治的现实合法性。认识不到这一点将难以克服传统领导的危机。

　　余论  

　　从“人”领导到“制度”领导，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是领导力的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只有从容应对才能赢得主动和发展的机遇。目前的研究还是初步和粗浅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 )